中国新儒家，以书院自由讲学为根据，一面代替宗教深入社会，一面主张清议上干政治，这已在上一节叙述过。而那时的新儒家更有一番重要的新贡献，则为对于“地方自治”之努力。唐以前的中国，贵族阶级始终未获完全消融，所谓地方事务，在中央政治力量所照顾不到处，则大体由贵族与门第的力量来支撑与领导。一到宋代，社会真成平等，再没有贵族与大门第存在了。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单靠一个中央政府与不到两千个以上的地方行政单位，是管不了民间一切事的。“县”是中国政府最下级的地方行政单位，但大县便俨如一小国，从前每一县必有几个贵族豪家自领己事，等于助官为理。宋后贵族豪家消失了，经济上的大资本家并未产生，社会平铺散漫，而文化益普及益深入。如是则地方行政事务似应更繁重，政治权力似应更伸张，但实际并不然。宋以后地方官厅的事务反而似乎更简了，他们的政治权力反而似乎更缩了，这全是地方自治逐步进展的结果。那些地方自治，也可说全由新儒家精神为之唱导与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