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拉法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此。还有一个旁遮普问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没有任何问题像旁遮普问题那样令印度心碎。我并非没有考虑到1857年暴动。印度在暴动期间曾蒙受极大的痛苦，然而，在通过《罗拉特法案》期间和此后所遭受的凌辱，在印度史上却是空前的。因为，在同旁遮普暴力事件有关的问题上，你要求从英国那里得到公正，但你不得不寻求得到这种公正的途径和方法。无论是上议院、下议院，还是印度总督和蒙塔古先生，谁不知道印度在基拉法和旁遮普问题上的感情。但在议会两院的辩论中，蒙塔古先生和总督大人的所作所为淋漓尽致地向你证实，他们谁愿意给予属于印度并为印度所急需的公正呢?我建议，我们的领导人必须设法摆脱这一困境。除非我们使自己同印度的英国统治者平起平坐，除非我们从他们手中获得自尊，否则我们同他们之间就根本不可能有互相联系和友好交往。因而，我敢于提出这个绝妙的而又无可辩驳的不合作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