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将某种意义引入存在内。这高度透过人的身体经验而被体验到。它把人类社会带到祭坛前。人将自己置身于高度的标志前，并不是因为人由于他的身体而有眩晕感：事实上，正是由于存在授命于高度，人的身体才被置入到有上下之别并头顶天空的空间内，而这天空对托尔斯泰的安德烈公爵来说——任何字眼也道不出其中的颜色——乃纯粹的高度。
指出意义之于文化符号的先在性，是非常重要的。将所有的意涵都归于文化，对意涵与文化表达，意涵与作为文化表达之延伸的艺术不作区别，这就等于承认，所有的文化人物都被授予了精神的佩戴。从今而后，所有的意涵都不能从文化的汪洋大海中蒸发出去，对文化的审判也是不可能的。从今而后，普遍性，用梅洛-庞蒂的话说，只能是单边性的。这一普遍性的本质在于，它将从一种文化渗透进另一种文化中，就如我们从母语出发来学习某种外语一样。应该放弃某种普遍语法以及建立在此语法架构上的算法语言。因为，与观念世界的任何直接的或有特权的接触都是不可能的。这样一种普遍观在整体上根本反对烙印着今日世界的文化的殖民扩张。文化与殖民在根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将处于与布朗希维克（和敌视诗人的柏拉图）之教导的对称点上：西方意识的进步不再在于从文化积淀和语言的地方主义中提纯思想，语言的地方主义并不意味着理智使童真永存。只有布朗希维克才能告诉我们一些有别于慷慨的东西；但对他来说，此慷慨和西方世界的尊严在于从它的文化前设中解放真理，以便与柏拉图一起，走向与成长分离开的意涵本身。这样一种观念的危险性是显然的。精神的扩张可使剥削和暴力得以张目。哲学应该抛弃含糊其词，阐明埋在文化层内的意涵以及有文化和历史方面前提的西方文化的精髓。哲学因此应该与当代的人种学合作。这才是胜利的柏拉图主义！但它的胜利却是因着西方思想的慷慨本身，这思想在人中发现抽象之人的同时，宣布了人格的绝对价值，并直至在人格得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内尊重这种价值。柏拉图主义的获胜多亏了源自他的普遍思想所提供的方式本身，作为西方文明的这种普遍思想知道怎样去理解各种各样的无法进行自我理解的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