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在曾静案发之初就表示，对曾的著作《知新录》不必隐讳，将来自有处置。整个案件基本调查清楚之后，雍正下令将论述这个案子的上谕与曾静的言行及口供弄成一个案件汇编，集成为一部《大义觉迷录》。加以刊刻，颁行全国，以使读书士人知道这件事的经过与详情。同时雍正还采取了强制措施，称假如读书士人不知此书，一经发现，就将该省学政、该州县学教官从重治罪——这就是说，读《大义觉迷录》一书是强制性的，作为中央文件，大家必须要读。
那么，雍正为什么要强制士人读这部书呢？因为在《大义觉迷录》中，不但有雍正本人的最高指标，同时还有曾静“弃暗投明”为雍正宣传的文字，如称雍正至仁至孝、受位于康熙，兼得传贤传子二意；又说雍正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粱，一心爱民。所以《大义觉迷录》一书，由曾静现身说法，体现了他由不明情、听信流言诬枉皇上，到真正体会到皇上恩德，提高认识，进而歌颂皇上的思想转变，成了替雍正作宣传的上好的宣传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