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当代文论的四个时期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下，我们的文学理论不顾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和实践，完全搬用苏联的一套理论，我们操用的是季莫菲耶夫、毕达科夫和他们的老祖宗“别、车、杜”的“话语”[1]，中心概念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典型人物”。几乎苏联的每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论文都以最快的速度被翻译发表。任何一点不同的声音，都可能是严重的“错误”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痛遭批判。最典型的例子是秦兆阳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钱谷融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一发表即遭到无情的批判。虽然当时苏联国内的风向已经变了，可理论的惯性不能容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任何一点修改。
20世纪到了六七十年代，是“反修批修”和“文化大革命”时代，“极左”的理论势力把毛泽东的《讲话》教条化，中心概念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甚至连文学的“真善美”问题也成为理论的禁区，“三突出”等理论甚嚣尘上。我始终认为毛泽东的《讲话》在那个时代的发表，其思想是从实际出发的，的确给当时的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中的一些论点直到今天也还有意义，是不可否定的。但也决不能把它作为教条来崇奉，因为时代在变化，文学的实践也在变化，我们应该而且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一些新的理论概括，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