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也就知道李汝珍的脚步，到底能走得多远了！
大清王朝这块土壤，和提供给那个都柏林人的英国早期工业革命的社会基础不同，资产阶级革命冲破中世纪的黑暗，使斯威夫特拥有的思想自由度和对社会的批判权利，要比李汝珍不知大多少倍。这部《镜花缘》才跨出去不太坚实的一步，刚刚开始对封建礼教的批判，甚至还没有拓展开来，那灵魂中的宪兵就站出来，叫他止步，很快就一脸正经地收兵了，又回到三纲五常的正统中来。首鼠两端，虎头蛇尾，写到最后，也就只有莫名其妙，而不知所云了。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责备他，也没有理由要求他和斯威夫特一样，不是他没有远见，而是不敢远见，这也是文网如磐下所有中国文人的悲剧。要命是第一位的，成为钦犯，绝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如果查一查梁山泊忠义堂前的那块碣石，在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中间，称得上为“士”的好汉，在众英雄中是很少数。因此，回想自己少不经事读《红楼梦》时，很难理解曹雪芹为什么老是念叨皇恩浩荡，老是表态不敢犯上作乱。而如今当我年逾花甲，也经历了一番人间沉浮以后，才悟到这正是旧时文人之可怜可悲之处。之所以具有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精神状态，就因为怀着弄不好要杀头的恐惧呀！如果曹雪芹没有这种时代的局限，没有心理上的障碍，能够汪洋恣肆地写去，那么我们现在读到的，将不知是一部怎样辉煌的《红楼梦》。李汝珍的《镜花缘》虽然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空白，但非常遗憾的是：它的二等品的文学评价，是无法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相比拟的。不是李汝珍的错，而是这块文学土壤太过于板结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