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可以从最初人的活动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来看。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内，自然所提供的认知条件是不尽相同的。如有的地方有可清晰观察天空的气候环境，有的地方则有着丰富的植物品种等，自然环境提供给人们的认知条件是不一样的。在这些得天独厚的地方，人们一开始便易于形成相关领域或相关环境下的认知方式，并通过充分利用这些方面而提高认知能力。最后，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在一起便构成我们所说的“认知资源”。例如，古人类石器技术的形成与发展是与石器原料及其他资源的利用方式紧密相连的。研究表明，中国旧石器时代石制品类型的“砍砸传统”可能与石器原料的特性有关。因为当时可供古人类选择的石器原料多为石器类、砂岩类和质地不纯的火成岩类等劣质材料，优质石料如燧石和黑曜石十分难觅。在这种情况下，古人类难以将石器制作技术发挥到极致，难以形成比较理想的工具。这可能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没有充分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勒瓦娄技术”和典型的“手斧”石制品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79]又如，相比较其他文明，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古代中国成为人类史上生物群落与种类比较富集的地区。研究表明，中国早期人类的科学认知活动正是从植物采集的经验中形成的。如《诗经》中列有二百多种植物和动物；《山海经》的《山经》部分保存了大量原始先民们对各种植物与动物的认识成果。这些成果体现出中国原始先民观察植物和动物的精细的分辨和分类能力。[80]这种认识水准是当时其他文明根本达不到的。自然环境的异质性决定了文化框架的相对性。